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蹉跎岁月二三事——当年上山下乡纪实

陶杨

       我们是1969年毕业的初中生,那时中国正热火朝天的闹着“文化大革命”,工厂的工人都不上班去“闹革命”去了,中国的工业全瘫痪了,几百万大学中学的毕业生没有地方就业,所以,毛主席一挥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们便被“下放”到湖北省钟祥县五龙公社联丰大队五小队当了农民,我们这个知识青年小组有七个人,都是武汉市红旗三中(现在的武昌武珞路中学)的应届毕业生。
       那一年我才15岁半,又瘦又小,体重只有80斤,活泼天真,梳着一对齐腰的长辨子,当时,我是我们小组里年龄最小的,还没有满16岁,现在算起来应该是童工了,但是,那个时候,就不管你是不是童工了,也没有什么法律来保护我们,就是童工你也是要下乡去的。
         刚过完春节,学校就用大卡车把我们拉到了村子里,刚到村里的那几天,因为还没有过正月十五,还算是过年,所以农民们还都还没有出工,我们七个知识青年刚来到村子里,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会,所以队里就给各户派饭,每一家吃一顿,轮流转,都是在农民家里吃饭,全生产队大约是24户人家,分成11个小村子,我们每顿在一户人家里吃饭,每个村子都吃完了,到底吃了几天,我也记不清楚了,好像是第五天吧,我们早上起来等着农民叫我们去吃饭,等了一上午,也没有人来叫,我们才知道应该自己做饭吃了。
2013年春节陶杨、陈珞珈、叶智萍、王英迅去村里看望贫下中农
       那个时候的粮食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是有计划的,要凭“购粮证”去买粮食。由于我们在农村要从事强体力劳动,南方农村一年要种两季水稻,我们每个知识青年每个月是45斤大米,要到东桥区的镇上去买,去买米的过程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当时我们那个茅草盖的厨房里有7个碗加一个盛菜的土钵子,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人只有一个饭碗,七个人只有一个菜碗,多炒一个菜也没有碗来装了。厨房里有一个用泥巴糊起来的装着两个大锅的土灶,这个泥巴灶还是原来我们生产大队的“农业科学研究所”留下来的,所谓的农科所,就是用田里的泥土坯子盖起来的五间房子和一个厕所,那时文化大革命,要搞新生事物,要搞农业技术革命,所以每一个生产大队也就是现在的一个村,都要建立农业科学研究所,其实一个村子里,既没有科研人员,也没有科研技术,所以当时盖了几间茅草土坯房子,完成了政治任务,随后这个“农科所”就寿终正寝了,正好我们这些城里的知识青年插队落户来了,没有房子住,我们就住进了这“农科所”里了。这种南方的泥土房子,是用田里的泥土,用牛拉着石磙,将田里的泥土压得紧紧的实实的,然后切成一块一块的,这就是盖房子的土坯砖了。用这种土坯砌起来的房子,四面墙壁是透光的露风的,外面刮大风里面也呼啸着都是风,屋顶是南方农村里的黑色的用泥巴烧成的一小块一小块的“布瓦”,这种瓦一片一片的互相压着,盖成一条一条的瓦脊,睡在床上能透过瓦看到天上的星星,冬天下雪的时候,外面下雪,雪就从瓦缝里飞进来,我们的被子上、房子里的地上全是雪。我们的厨房里有一个小方桌,四十年后还在,还有一个一坐就会倒的小板凳,这就是当时生产队里给我们的全部家当了。
      2013年春节陶杨、陈珞珈、叶智萍、王英迅去村里看望贫下中农,这张饭桌是我们四十年前用的饭桌

      当时,我们下放农村的知识青年,国家给每个人是下拨了安家费的,一个人一是230元钱,是这样分配的:15元钱的路费(即坐汽车从武汉到钟祥县的费用),前半年每个人每个月10元钱的生活费(里面包括买45斤米),55元购买生产用的农具,100元的建房盖房费。我们生产队还算是可以的,将原来生产大队旧“农业科学研究所”的房子给我们了,买了农具,这些钱还是都用在我们身上了,有的地方则挪用了知识青年的安家费。
      当时,我们的国家是计划经济年代,我们知青小组七个人就是一户人家,按照那个时候的计划,区里的供销社给我们每个人每个月供应45斤大米,四两油,一快肥皂,半斤煤油。这对知识青年已经是很大的政策照顾了。
      我们去区里的集上把米买回来后,我们就学着做饭,我们小组七个知识青年里面,用农村的土灶烧柴做饭都不会,也就是陈珞珈和我大约知道一些该怎么烧土灶,我们也没有柴草,好在我们房子前面的庄稼收获时打谷的稻场里堆着一大堆稻草,我们就拿稻草回来烧火做饭,这在武汉附近的农村是很好的燃料,但是钟祥人是不用稻草来烧灶的,他们嫌它一烧一灶灰,他们都是到很远的山里去砍柴回来烧饭的,当时我们也不知道,而且我们也没有柴禾烧饭,也就只有将就着烧稻草了。生产队里知道我们不会做饭,就派了施大妈来教我们做饭,施大妈是一个眼和腿都有残疾的人,但人很善良,也很干净,她总是把她家里种的蔬菜和她自己腌的咸菜拿来给我们吃,咸菜里面还有一些小肉丁,她还教我们种好几种蔬菜。
2013年春节陶杨与陈珞珈去村里看望施大妈
      生产小队里分给了我们一块自留地,让我们在地里种菜自己吃,看到那块地,我们很兴奋,认为只要勤快,就有菜吃了,可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那块地种的什么菜都长不好,还只是豆角长得好一点,其他的都长不好,到是草长得蛮欢快的。经常除草,也不行,所以我们也就没有什么菜吃,后来才知道,那是一块很贫脊的地,不长庄稼,所以我们怎么种也没有菜吃,加上我们也不会种菜。队里的人知道我们没有菜吃,也有人把他们家地里的菜拿来给我们吃,但由于我们不会种菜,总体上说我们还是没有菜吃的。有一次队里帮我们打豆腐,我记得那次打豆腐是我跟周毓楠一起去的,在第一任队长黄兆丰家里打的,我们整整熬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豆腐才做好,他们又帮我们把豆腐做成臭豆腐,好让我们吃的时间能长一点。第一年,没有菜吃是我们很头疼的事情。
      那个年代我们的劳动强度特别大,而且农活是日里夜里,风里雨里,我们没有肉吃,没有鱼吃,连蔬菜都没有吃的,营养极度缺乏,我们就想方设法的弄东西来吃。
      我们生产队是在一个半山区,每户人家房子的后面都有一些很高很大的树,树上有很多像小白鹤那样的鸟,当地人叫做白呺子鸟。那年的春天,白呺子鸟特别多,它们春天在树上做窝、产蛋、孵蛋。陈珞珈、姜燕生和王英迅就爬到高高的树上去掏白呺子蛋,拿回来炒着吃,结果他们在树上将白呺子蛋放在衣服的口袋里,从树尖上往下爬的时候,口袋里的蛋有时候就被挤破了,流得身上到处都是蛋浆。,他们把白呺子蛋拿回来后,我们几个女生就拿来两个碗,打开一个蛋壳,如果是蛋就放在一个碗里,如果是快要孵成小白呺子的蛋,我们就把它倒掉,这样我们馋得要命的苦生活就有蛋吃了。当地人是不吃白呺子蛋的。
      到了晚上,三个男生就赤着脚下到水田里去捉青蛙,当地人那个时候是不吃青蛙的,我们那个时候抓回来吃青蛙,还只吃青蛙的大腿,其余的都不要。南方农村里有很多蛇,我们常年在水田时干活时经常遇到蛇,农民和我们都会用竹杆把这些蛇打死,当地农民是绝对不吃蛇的,而我们则当成美味,把打死的蛇都拉回来扒去皮,掏干净内脏,烧着吃或者煮汤吃,其实蛇肉是很鲜很嫩的。所以,那里农民都说我们知识青年好吃,什么都吃。
    陈珞珈在夜里还用小青蛙去我们旁边的堰塘水里钓黑鱼,这种鱼皮是漆黑的,肉则又白又鲜又嫩,湖北人也叫做财鱼,营养特别好,女人们生了孩子都吃黑鱼汤。有一天,我和郭文贞外出回来已经很晚了,当时陈珞珈已经睡下了,听见我们回来了,跑起来很兴奋的对我们说,他钓到了两条大黑鱼。他还把它们养在了水桶里,他还跑到厨房里拿出来给我们看,我们也很兴奋,第二天我们就美美的把黑鱼煮着吃了,打了一顿“牙祭”。
       还有一次,我们都到五龙公社所在地去开会,开完会后,回来的路上,看到了一条野狗,姜燕生和王英迅死死追了好几个山头,从公社社部一直追到了山里面红光大队的第六生产队,再从红光大队第六生产队追到我们住的农科所,把那个狗一直追得跑不动了,被我们抓到了,就把那个狗打死了,七个人兴高采烈的吃了一顿狗肉。 由于追狗跑得太远太累,大约追了几十里地吧,王英迅晚上都尿血了。你想,狗都累得跑不动趴下了,人还不累出毛病来?想起来那时的知识青年真是挺可怜的,他们太缺肉吃了。
      到了春天,各种植物生机盎然,南方经常下雨,下了雨后,草地里都是地心皮,也叫地皮菜,现在的餐馆里把它当做是很贵的时令菜来卖,那个时候我们是无奈才吃它的,因为我们没有菜吃。还有那些荆条树枝的旁边长出来的荆条菌,煮汤的味道也很鲜美,我们几个女生,就去把它们采摘回来,这也是我们下饭的佳肴。
      我们的生产队里种芝麻,全队的人吃油就靠麻油和菜籽油,芝麻刚长出来的小苗非常密,所以需要间苗,因为芝麻苗很嫩,我们就把间出来的那些小苗拿回来炒着吃,炒出来的芝麻苗油光水滑的,吃起来带着一点苦味,但是我们还是吃得很香,而当地农民是绝对不吃的。
     我们生产队里的农民也时不时的给我们一些他们种的菜和一些咸菜,那个时候,我们知青小组七个人中,差不多有一半的人经常出公差,是上级下达的任务,也叫命令吧,一分钱不给我们发,只由生产队里给我们记工分,去建铁路呀修桥呀,灭钉螺呀,一出去就是一个月几个月的,挑着行李和大米去出这样的公差,但我们在外面没有菜吃,队里就分配给社员任务,让他们帮我们准备一罐两罐咸菜,我们与行李一起挑着走,每户轮流给我们准备咸菜。
      这样的日子过了差不多有一年。只到第二年,我们搬到了老队长杨太发家附近,队里又给我们分了一块种菜的自留地,这块地跟先前的那一块地没法比,种什么长什么,而且,还长得非常好,我们吃菜的问题就逐渐好一些了。

                     2015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