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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苦难和坚强的母亲

 

我的母亲柯凤英


  世界上有一种情感,它是与生俱来的,没有条件的,永远不绝的,它是伟大的母爱!

  我们有一个人永远不能忘记,就是那个用血肉和疼痛孕育我们的母亲,用挚爱和仁慈抚养我们的母亲!

  一、一生漂泊罹百苦

  我的母亲叫柯凤英,1918年出生于湖北省大冶县一个农民家庭,她的父亲和母亲是世世代代在这块黑土地上劳作的农民,一辈子连大冶县城都没有去过。由于家里孩子太多,她的母亲将她送给自己的姐姐抚养,也就是我母亲的姨妈,我母亲的姨妈在上海。穷乡僻壤的村里人听说我母亲要到大上海去,都羡慕得不得了。结果,我母亲到了她的姨妈家里,姨爹对她还很好,但是这位姨妈性格特别坏,让母亲整天做各种繁重的家务活,累得精疲力竭,还经常被打得遍体鳞伤。我的“家家(即我的姥姥,湖北人都叫家家)”听说此事,又托人把我母亲从上海接回来了,那年我母亲才15岁,干巴瘦得让人见了都心酸。那几年我的母亲虽然受了很多罪,但是她在大地方见了世面,长了见识,为后来的成熟能干打下了基础。
  在一个贫穷的农村里很难活下去,我母亲也有十五岁了,于是就把她嫁给了大冶县金牛乡的一个农民。两个人在南方的水田里勤扒苦做,生了一个很漂亮的女儿,叫莲宝,这便是我后来的大姐陈莲宝。好景不长,没几年,她的丈夫因痨病(现在叫肺结核)不治身亡,那个年代别说农村,就是城市里肺结核也治不好。天塌了!一个女人拖着一个天天要吃饭的女儿,在贫瘠的农村怎么活下去呢?更要命的是,我的母亲也患上了痨病,天天咳嗽,气喘,发烧,大口大口地吐脓痰,有时还吐血,根本不能下田里去劳动了,村子里的人都说:那个男人死了,这个女人也快要死了,留下个小女儿太可怜了。我的母亲就整天躺在一个破竹床上等死。
  一天,村子里的一个人说,我们乡的一个人在武汉开药铺,是个医生,医术很好,与其在这里等死,还不如我们把她抬到武汉去,没准还能治好呢。几个好心的村民将破竹床翻过来,铺上一床破被子,将我的母亲放在上面,几个人日夜兼程地赶往武汉市。村子离武汉有一百多里路,解放前既没有汽车又没有钱,他们抬着我的母亲整整走了两天两夜才抬到了我父亲的药铺里。
  我父亲一看病人是乡亲,又是病危,就赶紧抢救。经过抢救,我父亲说不是肺痨(肺结核),是严重的支气管扩张、哮喘合并咳血。后来在我父亲的药铺里治疗了两个多月,病就基本上好了。这时,几个乡亲们说合,说我的母亲死了丈夫,我父亲的夫人也去世了,你们不如成一个家吧。当时,我的母亲感念我父亲的救命之恩,我父亲也觉得我母亲能干善良,两人就结婚了。我父亲的前妻留下来两个儿子,即我的大哥和我的二哥。我母亲带来了她的女儿陈莲宝,就是我的大姐。后来又生了我的二姐、我和我的妹妹。我的母亲一生生了九胎,就活下来四个,就我一个儿子。
  二、勤奋聪明能干的女人
  我的母亲因为家贫,从小没有读过一天书,是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女人。但是,她明白读书能使人聪明,能做大事情。她是解放前嫁给我父亲的,解放后,共产党认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盲是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最大障碍。于是从1950年开始,在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大搞扫盲运动,在各个街道都建立了扫盲夜校,让读过书的人一个字一个字的教那些从没读过书的人认字、写字。很多文盲都不去学,那些家庭妇女们更不去学,说学不进去,学不会,女人只要能生孩子会做饭就行了,学了文化女人也只能在家里生孩子带孩子。而我的母亲却与众不同,她每天晚上都去上夜校,经常是怀里抱着我们这些孩子在那里读书识字,久而久之,她慢慢地能认识一些字了,但不会写字。她开始看报纸,很多字看不懂就猜个大概意思,很多都是囫囵吞枣,时间长了,她就懂得了很多政府的政策和国内的时事,她又用这些来指导我们家药铺的经营和发展。到后来的几十年,她看的书籍越来越多。我记得“文化大革命”中除了“毛选”和马恩列斯著作是没有别的书的,“文革”结束后逐渐解禁了,不少书又出来了,我陆续买了好些书,如我的大学(高尔基)、牛虻、巴金的家春秋、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东周列国志、水浒传、拍案惊奇、复活、死魂灵、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简爱、契诃夫短篇小说选、十字军骑士等等,以及借来的三侠五义、包公案、狄公案、白蛇传、隋唐演义等等,那时母亲已进入晚年了,家里有什么书她就看什么书,很多字不认识,就问我或我姐姐,我们就告诉她。回头忘记了又问,我们再告诉她。应该说那些大部头的中外小说,她能读下来看明白就很不容易了,她从书中又上了一所她永远不可能上的文化学校。
  母亲晚年随我来到北京,一个人在家里没有什么事,六七十岁了,她开始学习写字,戴着老花镜,写自己一生的回忆,整整写了9张纸。有很多字她不会写,如她会写“我”字,不会写“们”字,她就到各种书里面去找,找到我们这个词,估计那是个“们”字,她便写下来。这篇回忆录里有大量的错字别字,但那是一个古稀老人的学习与勤奋。
  天生的聪明,后天学习的文化,以及生活磨难和社会阅历带来的见识,使她成为一个有识有胆能干的女人,成为我们这个家庭的核心。
  三、在珞珈山开药店分号
  我的父亲在武汉市武昌区的大东门开了一家很有名气的药店,叫陈长春药店,父亲在里面坐堂行医,大东门一带的居民都请他看病,甚至六七十里以外的纸坊、石嘴的很多农民都赶来请他看病。我父亲原名叫陈洲润,陈家祠堂的家谱上他是洲字辈,字长林,号长春。我母亲让他用号,做了很大的一块匾额,挂在药店的大门上方,老远就能看到我们家药铺的大门上面的“中医师陈长春”大匾。由于医道高医德好,病人很多,家里也很殷实,父亲小富即安,十分满足。而我母亲则看得更远,意识到要去占领医疗市场,就要发展要扩大,要开分号。她选择武汉大学所在的珞珈山,去开一家药店。解放前的武汉大学是董必武当校长,解放后是毛泽东的老师李达当校长。因为武汉大学校园里虽然有一个门诊部,但没有中医,并且珞珈山上有一个很大的村子——杨家湾,还有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等很多单位,没有一家医院和诊所。我父亲完全听从我母亲的,我母亲将武昌的名医杨先生聘到药店里坐堂,这家分号红红火火,誉满珞珈山,也赚了很多钱。由于我们家抢占了先机和地盘,从此珞珈山一带再没有人去开诊所、药铺和医院(现在怎么样我就不清楚了)。这说明我母亲是一个很有远见、很有魄力的女人。
  按祖宗家谱,我们这一辈是先字辈,我大哥叫陈先国,后来他参加革命后自己改名为陈献国。我二哥叫陈先家。我父亲给我取名陈先元,我母亲不同意,说新社会了,名字不一定非要死守着辈份,可以自由取名字。那时我母亲信奉基督教,她给我取名叫陈珞珈,她说珞珈是圣经里面的一个圣贤,修行高超,又说我是在珞珈山出生的,就这么定了。我父亲没办法只得依从。
  四、反对扩建陈家药铺
  我母亲是一个很有头脑的女人。解放以后的1950年,政府开始“打老虎”,将那些官僚资本家的全部财产没收,改为国有工厂。我母亲就认为,陈家药铺不能再扩张做大了。
  最早我们家的药铺是一进的,有店堂、有住宅、有炮制作坊和厨房。好多人搞不清楚南方人说的一进是什么意思,我们湖北人说的一“进”,是指房子的进深,大约相当于北方的一个完整的四合院吧,但南方中间的天井较小。两进就是进去又有一个院子。但是我父亲不听母亲的劝告,大兴土木,扩建成二进的、三进的两层楼。果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房子问题我们家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我们家的药铺就在武昌最主要的交通干道武珞路的马路边上,解放以后,由于城市发展和交通流量增大,这条马路又是武昌城最主要的一条大马路,大道几次扩宽,要拆掉路边很多店铺和建筑。很可惜的是,我们家先后被拆掉了两进房屋,大约六百多平方米,后来只剩下一进了。在解放初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药铺硬给“公私合营”了,一家人几十年奋斗和心血盖起来的房子一夜之间变成国家的了,产权变成政府的了,变成武昌区药材公司下面的一个药店,我父亲仍在里面坐堂行医,病人依然络绎不绝,只是他一夜之间由陈老板变成挣工资的医生了。现在这幢大房子依然耸立在武珞路边,诉说着这里的历史与沧桑,但又转给哪家国有单位我就不得而知了。
  五、乐善好施的善良女人
  我的母亲帮助、接济甚至救过不少人,所以她有很多患难之交与朋友。
  我们老家大治县金牛乡枫树大王(一对远近闻名的近千年的大枫树)旁边的邱家湾有一个女人,丈夫是个木匠,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女人在生第二胎时由于接生婆接生时损伤了她的膀胱,从此她便永远地坐在了床上,不能下地干活和做家务了,因为她的下身总是不停地滴答小便,要不住地换尿垫子,自己痛苦不堪,满屋子里都是难闻的气味,家里也因此而贫困不堪。因她家与我母亲沾着很远的一点亲戚关系,她们就找到我家里来。我父亲说“这是尿瘘,中医治不好,只能找西医治”。我母亲到处找人托人,后来找到我们街上的黄牧师,他的女儿在武汉协和医院当医生,通过她女儿让这个女人到协和医院住院做了修补手术,我们家还出了不少钱。我母亲老是去送饭送汤,手术很成功,最后彻底治好了,她又能下地干活,能做各种家务事,家里逐渐富裕起来。因为他们是邱家湾的,我们姊妹们都叫她“邱家姐姐”,叫她丈夫“邱家哥哥”。这对夫妻知恩图报,一生对我母亲十分孝敬,只要他们知道我母亲生病,“邱家姐姐”一定会赶到武汉来照料扶侍,我们这三个孩子也与他们家走得非常亲。我母亲临终前在北京病重时,说很想念农村的“邱家姐姐”,我马上打电话给湖北农村的“邱家姐姐”,她立即先坐长途汽车到武汉,再坐火车赶到北京来,在病榻前悉心照顾我母亲几个月,一直陪到老人家闭上眼睛。
  这件事情传出去以后,湖北阳新县山区的一对夫妇又找来了,那个女人得的是同样的病,我母亲又把她送到武汉协和医院给治好了,他们感激涕零,在三年自然灾害大家都没饭吃饿肚子的时候,有一天,他们突然从山里来到武汉,挑着一担箩筐到我家来报恩,箩筐里面装满了高梁和玉米做的粑粑,解了我们家的无米之炊,在那种举国没有饭吃的情况下,这可是比燕窝鲍鱼都要重要的东西。
  在我们家乡有一个高家湾,旧社会湾子里一个小伙子深爱同村的一个姑娘,小伙子比较帅,小姑娘也长得好看,日子一长,热爱的这对年轻人实在控制不住,有一天便偷吃了禁果,怀上了孩子,结果这事让村里人知道了,他们的大祸便临头了。在我们老家农村的婚嫁,必须先在童年时男孩子和女孩子两家“开亲”,也就是很小就要订亲。更要命的是,他们是一个村子里的人,同一个姓,那是绝对不准相爱“开亲”或结婚的,这是犯了高家湾祠堂的大忌。于是族长和村里的老人们商量,按照家族的规矩,要用木棒痛打这个男孩子,同时将那个女孩子在全村人面前痛打后,在她的身上绑上一个大石磨,连人带石磨一起沉入村外的那条永远无语的河流中去。女孩子的母亲抱着女儿哭得死去活来,小伙子也被家里人打得半死。半夜里,小伙子叫出来小女孩,勇敢地说,留下来是死,我们跑,给抓着了也是死,抓不着没准还能活!小伙子拉着小女孩当时就跑了,在黑夜里他们两脚不住地往前走,走了几天几夜,他们终于跑到了大武汉,经乡亲们的介绍,他们找到了我们家。我母亲很同情他们,将他们收留并藏了起来,他们在我们家住了很久,生活全部由我们家负担。我母亲四处帮他们找工作,给小伙子在武昌造纸机械厂找到了一份工作,小姑娘在一个街道工厂工作,他们视我母亲如同至亲,好多年以后,我们叫那个小伙子“高家姨爹”,叫那个小姑娘“高家姨妈”,两家非常亲热。解放以后老家再也没有人敢来欺负他们了,加上他们是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解放以后又是工人阶级掌权,他们家庭成份很好,受到党和工厂的重用,“姨爹”当了车间主任,经济情况优裕,家庭很幸福。他们生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儿,那个年代独子特别贵重,怕养不活,就给儿子取了个很贱的小名叫“丫头”,这样好养一些。凡是我母亲病了,他们一家人都要来看望,我的那位“丫头”哥哥有时有些淘气,但对我母亲特别孝敬,有时他不听他爸爸妈妈的话,但我母亲一说他准听,一则我母亲是他们家的救命恩人,没有母亲就没有他们这些后人;二则我母亲说话非常有道理,他们都心服口服。
  我的亲姨妈有一个朋友,姓肖,我们都称她做“肖家姨妈”。这个女人没有结婚,五十多岁了。大个子,大力气,大嗓门,大脚,大手,特别能吃,因为她姓肖,街坊们给她起了一个绰号叫“消得快”,意思是吃了饭以后马上就饿了,消化得很快。这“肖家姨妈”也确实很好吃,特别馋,到了别人家里经常偷人家的东西吃,所以别人都不喜欢她,也没男人娶她,她没有工作,没法养活自己,所以她经常挨饿,是一个又可怜又讨嫌的人。我的母亲知道此事后,嘴上不吱声,但暗暗地到处帮她找工作。开始时给她找了一户人家让她去做保姆,结果干了没多久,主人说她太能吃、太好吃,把她给轰回来了。我母亲又想了不少办法,最后给她找了一个好地方:我们街道办的一个公共食堂。那时刚刚解放不久,中国人从贫穷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一下子进入了社会主义,兴奋得有点晕头转向了,想马上就进入共产主义,那不一下子就幸福到天堂了吗?于是大放“卫星”,很多共产主义的东西就马上出现了,城市里各个街道都办食堂,大家都不在家里烧火做饭,都去吃食堂。每家每户都要把家里的破铜剩铁献出来,昆明把市中心唐继尧跃马扬鞭的巨大雕像都砸下来,扔到炼钢炉里化了铁水,全国要大办钢铁,要赶英超美,要成为世界第一钢铁大国。“消得快”这可找到一份适合她的好工作了,她洗菜,淘米,蒸饭,那么大的蒸笼别人一定要两个人抬,她一个人就给端下来了,所以在食堂里,大家让她狼吞虎咽的吃饭,吃菜,她干得很欢,算是把自己养活下来了。那个年代能养活一个人或两个人就算是很不容易了,但食堂的菜饭里有什么肉或油水呢?她很满足。下了班就到我们家里来住,对我母亲感恩戴德,也帮我们家干一些粗活,我母亲有好吃好喝的也给她吃,非常舍得。六十岁不到,这位没有得到过男人和家庭温暖,毕生为一张嘴操劳和奋斗的女人得癌症死了。
  我的亲姨妈是一个慈善辛劳的女人。她一辈子像头牛一样在武汉的马路上拉着沉重的人力板车,车上堆着满满的煤或者钢铁,我的姨爹是武昌车辆工厂的一个老实的工人。姨妈一生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也叫“丫头”,我们叫“丫头哥哥”,从小就不听话,最后因为做小偷被送到湖北的沙洋农场去劳动教养好些年。姨妈心疼远在他乡的儿子,时常要去看儿子,送点肥皂送点日用品什么的。那时交通极其不方便,坐长途汽车要转好几次车,下车后还要在农场泥泞的农田小道上走很久,每次都是我的母亲带着她去,因为我母亲很能干,而姨妈又老实巴交的,每次去长途汽车站买票、问路、找个小客栈住宿什么的,全是我母亲操办。后来“丫头哥哥”从农场放出来了以后,回到他父亲老家湖北省黄陂县务农,但谁也不嫁给他。我母亲又跑回她的大冶老家,费好大周折给“丫头哥哥”找了一个媳妇,他后来生了一个儿子三个女儿。“丫头哥哥”从小就不听他父母的话,但我母亲一去,一条一条地给他讲道理,有时声色俱厉地批评他,他就听我母亲的。每次他从农村来武汉的时候,经常拿只鸡呀鸡蛋呀什么的来看我母亲,甚至不给他的父母也要给我的母亲,对我母亲很孝敬。
  过去我们家里比较富裕,我的母亲救过不少人,也帮助接济过很多人,使我的母亲有很多患难的好朋友,这些朋友最后都成了“亲戚”,以亲戚相称,如汉口的“姜银枝姐姐”、“年哥”等等,与我们家走得很亲,他们的第二代人与我们这一代人也很亲近。这些亲戚都说我母亲“大方,不小气”“自己不吃不喝也要给人家吃给人家喝”。有一个人说我的母亲“要有两条裤子,她一定给别人穿一条,自己穿一条;要是只有一条裤子,她一定自己穿一条腿,给别人穿一条腿”。而我父亲则说我母亲“假亲戚野亲戚太多了”。春秋战国时期很多诸候都有“养士”的风气,我们家真有“养乡亲”的风气,经常吃饭时是一桌子两桌子的。
  小时候我经常听到母亲说“为富不仁是富不长久的”“不播春风,哪里来的秋雨呢?”“人家敬我一尺,我一定还他一丈”。“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我们家落魄的那些岁月,这些“野亲戚”们从精神上或生活上给我们伸出了关怀之手。
  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写了一对挽联,我反复啄磨,想高度概括我母亲的性格和为人,最后写了这么两句:半世漂泊罹百苦;一生慷慨济人危。横批是:肝胆照人。
  六、受苦受难的母亲
  我母亲这一辈子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吃大苦,受大罪。
  解放以前的那一段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1963年“四清运动”开始,我们家便一步一步走进中国阶级斗争泥潭的深渊。“四清运动”以前,给我父亲定的“家庭成分”是“小商”。“四清运动”中,说小商定低了,我们家在农村还有几亩田地租给人家耕种,就把我父亲的成分改成了小商兼小土地出租。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像海啸一样排山倒海地扑过来,又将我父亲的成分改成资本家,其后再改成反动资本家,对于关系到人们政治生命和几代人身家前途的家庭成分,就像开帽子商店一样,想给你戴个什么帽子就给你戴个什么帽子,但这样却毁了我们一个大家族几十个人的前途和幸福!
  在1964年“四清”的时候,我们家便被从自己家的大药铺里给赶出来了,我们只得在付家坡(大东门一带的一个地名)马路边上一个叫段三炎的人家租了两间私人简易的平房住。在“四清”运动之前,我母亲因为患严重的肺心病,家里又有三个孩子要抚养,就从公私合营的药店里离职回家带孩子了。我父亲一个人在公私合营的药店里坐堂行医当医生,养活一家人,我二嫂也进了药店当职工。
  “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袭来了!我们家的门口铺天盖地的贴满了大字报:“打倒反动资本家陈长春”,“铁拳以击!铁棒以待!”,“警告资产阶级的母老虎柯凤英!”“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等等,由于我们家在中南大道的马路边上,门口整天围满了人,看大字报的,看我们家里的人的,指手划脚,骂骂咧咧的。一天晚上,一群红卫兵冲进我们家里,翻箱倒柜地把家抄了个底朝天,父母猝不及防,我们几个孩子吓得躲在角落里哆嗦。最后,红卫兵们从我们家里抄走了3个小金戒指,拿到了资本家的“罪证”和“财宝”,大获全胜地走了。其实可怜的这些年轻人从来都没有见过金戒指,认为这便是资本家剥削工人血汗的价值千万的罪证。
  母亲惊愕了,一夜之间她苍老了许多!
  从此,一步一步的灾难便接踵而来了┅┅
  母亲再不敢出门了,整天整天地埋头坐在家里,恐惧、羞辱、不知道该怎么办,经常直着眼睛发楞,头发一下子白了许多。我们三个孩子在人们奚落的白眼下每天去上学,不敢抬头,同学们老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父亲的右腿感染了血丝虫病,每天他拖着肿得像粗树干一样的右腿(当地人叫橡皮腿)去上班,或者去单位接受各种批斗。有一天,我在武昌最热闹的司门口(一个地名,武昌最繁华的商业区)刘有余药店门口的马路边上,看见父亲赤膊着上身,跪在那里,脖子上挂着一块又大又沉的黑牌子,牌子上面写着“反动资本家陈长春”,屋里有一个人坐在那里看守着他。七月份的武汉酷暑难当,那天马路上大约有四十来度的高温,上了年纪的父亲腿痛难忍,低垂着头看着地下,要他“低头认罪”,不准他抬起头来。我看见他可能是捱不住了,身子微微地颤抖着,豆大的汗珠像雨一样的不停地淌下来,黑裤子都湿透了,我的心里如同刀绞一般,但那时我也没有办法去救他,这种滋味是谁也体会不到的。在不远的地方,还有几个年纪很大的“黑五类份子”也在那里被扒光了上衣跪着。在那个年代,人权和人性是没有了的,有的只是阶级斗争和政治疯狂!
  “文化大革命”砸碎了我的家庭。在政治高压下,父母离婚了。法院宣判3个孩子跟随母亲,由于我母亲没有工作且患有重病,我们三个孩子由父亲抚养到18岁,我父亲每月的工资58元,给我们三个孩子每人每月12元生活费,共计36元。
  从此我们便开始了为生存而挣扎的悲惨生活。在武汉这种大都市,36元生活费,要养活4个人,我母亲又患有严重的肺心病,要钱治疗。我们三姊妹正是吃饭的时候,还要上学读书,还要交房租,真是“屋破偏逢连夜雨,船漏又遇顶头风”,两只手提篮子—难上加难。
  由于生活无着,母亲患肺心病重病缠身,我们用各种方法来糊口度日。我到我家对面的武昌机械厂外堆积如山的废焦炭煤灰场上去拣煤渣,拿回来作为家里煤炉子烧饭的燃料,手被尖锐的焦炭划开很多小血口子。我到大东门的武昌蔬菜总站去拣人家扔下来的各种菜叶子菜帮子,拿回来做菜吃。我到武汉最大的长江大桥和汉水桥给人力板车拉坡,就是人力板车的主人在中间拉,我挂一根纤绳在他旁边拉,要把两三千斤的一车煤或货物拉上很陡的两里路长的上桥陡坡。为了使劲,人用力往前挣,经常是跟畜生一样四肢差不多伏到地上,拉一辆板车上去才挣两毛钱,因为黑汗如水流拉着板车的那位也是一个苦力工人,他也挣不到多少钱。我还到武昌火车站木材储货场去拣树皮。到武昌司洋烈士墓所在的洪山上去用竹扒子扒松树落下来的松针,背回家里当烧饭的燃料。我还到建筑队去做泥瓦小工,挑灰浆刷墙刷屋顶。但是,我们家主要的谋生途径是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去卖冰棍,它伴随了我的少年与青年时代,我们家走着一条洒满泪水与汗水的路……
  那个年代武汉的冰棍只有两种,一种是糖精加水的叫冰棒,一种是糖精加水加牛奶的叫牛奶冰棒或者叫奶油冰棒。冰棒1盒40支,从冰棒站批发回来是每支2分3厘,卖3分钱1支,每支赚7厘钱,一盒赚2角8分钱。牛奶冰棒1盒也是40支,批发回来是每支4分2厘,卖5分钱1支,每支赚8厘钱,一盒赚3角2分钱。现在北京卖冰棍的,一般冰棍1支赚1元左右,5元左右好的冰棍能赚3至4元。当时我们家一天一般能赚2元钱左右。武汉的夏天经常下雨,一下雨一家人就干着急。夏天日子凑合还能过去,到冬天就很苦了。
  我的母亲有严重的肺心病,经常发高烧,气喘,吐脓痰,甚至有时吐血。有的时候老人犯病了,我们让她在家休息,她不肯在家里休息,她用纸冰棒盒子折平了铺在马路边上,人躺在发烫的冰棒盒子上面,脸发烧烧得通红,大口地吐着脓痰,还蜷缩在冰棒盒子上声嘶力竭地叫卖着,她用生命的极限,用最后一口气在坚持着,为了三个嗷嗷待哺的儿女……


  现在在我们共产党内,在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中,经常说:“生命的意义就是奉献,就是付出,而且无怨无悔”。这句话好说,也不难理解,但是,要真正做到却很难。我认为,人类的母亲做到了,我们的母亲做到了,我的母亲做到了。

  我们每天放了学或者星期天都出去帮母亲卖冰棒,我母亲就在我们学校门口卖冰棒,开始时我虚荣地觉得很没面子,后来也顾不得老师同学们的指指点点和丑不丑了,因为我们最大的努力是要能活下去。星期天我就骑着我那辆加重的自行车,绑着又大又重的冰棒箱子,拉着一大箱子冰棒到几十里地以外的郊区去卖,因为城里的商店和学校门口都是别人守了好多年才守出来的摊点,你不能去抢人家的饭碗。
  冬天怎么办呢?我母亲就不停地粘火柴盒子,粘一百个火柴盒才挣几分钱。她还给工厂拆绵纱,夜里拆到很晚。那个年代没有皮鞋,人们都是穿自己做的布鞋,我母亲就给人家纳(缝)鞋底。鞋底约一公分半厚,用一层层旧布粘起来,母亲手指上戴着铜顶针,用约4公分长的针一针一针地缝着,鞋底太厚,母亲使劲用针扎过去以后,还要将线挽在中指或无名指上,使劲用力地将粗线拉过来。人家纳一双鞋底要一个星期,我母亲日以继夜地纳,一般3天能纳一双,挣8角钱。由于母亲缝的鞋底太多,日久天长,老人家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的肌肉全部给粗绳线给勒光了,经常是鲜血点点,只剩下嶙峋的瘦骨和一点死皮,那种只剩下骨头没肉没皮的手是很可怕的,让人看了就想落泪。
  在后来的一段时间,我母亲满口的牙全掉光了,又没有钱去医院装假牙,没法吃东西,她就把面条捏碎了,煮成桨糊吃。有时家里没有一点菜,我们家就用开水冲一点酱油,做一碗“神仙汤”当菜吃。那时我的母亲已经是一个干瘦佝偻的女人,一身是病,但在我的心目中,她是我这辈子最亲的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是我要永远孝敬和奉养的人!
  现在很多年轻人谈恋爱时,女孩子老是问男孩子一个问题:“我和你妈同时掉到水里去了,你只能先救一个人,那你先去救谁?”男孩子要么没法回答,要么回答得让女孩子很不高兴。我当年谈恋爱时也遇到过这种事情。其实她们不懂得,是母亲把我们带到了这个世界上,是她们一把屎一把尿地把我们养大,是她们抚养我们教育我们成人,母亲不重要吗?提问题的女孩子也要做母亲的呀!母亲和妻子都很重要,提这种问题和她们想得到的答案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七、我的母亲是一个十分坚强的女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居民委员会的革命小脚老太太和红卫兵们,多次到我家里来,要把我们一家人赶到农村去。我母亲知道,一旦到农村去,我们这三个孩子这一辈子就全完了。她坚持不走。那些人三天两头地来赶来闹,又逼又骂,我母亲和我们被逼得搬了7次家,就是不走,终于保住了这个家,挽救了我们三个孩子的前途,但是我那可怜的母亲在当时受了多么大的压力和屈辱啊!
  我1969年初中毕业,当时所有的初高中毕业生都要按照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下乡的那一天,学校里16个毕业班的600多个同学,好几十辆大卡车装满了我们的行李,学校操场上满是来送行的父母和亲属,很多家长在哭泣,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将来还能不能回到自己的身边。当时管理学校的一个“工人宣传队”队员问我的发着高烧的母亲:“陈珞珈的妈妈,儿子下去你有想法吗?”我的母亲很平静不流漏半点痛苦地回答:“没有。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是应该的,我的儿子下去会干得好的”。一回到家中母亲便裹着棉被发高烧,满脸通红,梦呓中不住地喊着“儿子!”“儿子!”这是我姐姐后来告诉我的。
  有一次在洪山冰棒批发站里,我母亲半夜起来去排队,结果那个姓王的职员批给一个有几分姿色的姓毛的女人12盒冰棒,却只批给我母亲4盒冰棒,我母亲不干了。那个男人和那个女人大声骂了起来:“你他妈的资本家的臭老婆,就是不给你,你怎么样!?”。长期的欺侮使我母亲突然愤怒起来,她拍着桌子大喊:“你们都是娘生娘养的,人心都是肉长的,我就是资本家的老婆,你有什么道理?你今天不给我就不行!”在旁边好多人的劝解下,那个姓王的最后还是批给了我母亲10盒冰棒。
  我的母亲是一个“小青蛙被牛踩了——满身是病”的人,她有支气管扩张、支气管哮喘,肺心病等等,还有一些从来就没有检查过也不知道的病。在那些苦难的岁月里,她就是小病拖,大病抗,抗不过去就准备见阎王。我从荆州调到湖北省卫生厅以后,我一个月的工资是39元,我有公费医疗,她一辈子都是自费,又没有钱给她看病,她一犯病,我就买回来抗菌素在家里给她做皮试、输液。我可怜的老母亲骨瘦如柴,手上青筋暴露,只见骨头不见肉,铁人看了也要落泪,血管老化以后又硬又脆,长期输液很多血管都被扎破了,没法再扎了,有时我一针扎不进去或扎透了又要扎几针,有时扎漏了手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老母亲总是咬着牙安慰我说:“儿子,你只管扎,我不疼”,我明白针扎穿了或药水漏在肌肉里面了那怎么可能不疼呢?我经常是噙着泪水给我那受苦受难的老母亲扎针输液,最后两手实在没办法扎了,我只能从她的脚上扎针输液。后来有的亲戚说,你妈那么多病,多少年前就会死的,真亏了你这个儿子才使她活了这么些年。他们哪里知道,不是我母亲的那种勇敢和坚强,不是她咬着牙忍着痛鼓励我扎针,那双都扎烂了的手谁还敢去扎呢?
  八、永远对不起我母亲的几件事
  我因为家里苦,加上父母的教育,从小很懂事,很听话,从来不惹事打架,用武汉人的话说就是“很驯”。在我的记忆中,这一辈子我只挨过一次打。在我上小学四年级时的一个晚上,有一次不记得是因为什么原因,惹怒了我的母亲,她气愤的用竹竿子使劲地抽打了我背上几下,我倔强地站着一动也不动,让她打。她气急了,叫来我父亲,我父亲捏着拳头用中指在我的头上狠狠地给了几个“毛尼公”,我的脑袋上当时就起了几个包。站了一会儿,我生气地跑了,跑到一里地外的一个路边花坛边坐着生气。我的母亲到处去找我,好久才把我找回到家里去。我母亲满眼是泪地抚摸着我背上一条条的竹竿印迹和头上的包,心疼地说,“儿啊,你怎么那么倔呢?我要打你你就跑哇,你爸爸打你你就跑哇,你干什么不跑呢?”母亲抱着我的头痛哭了很久。从那个晚上以后我明白了,父母再怎么打你骂你,他们是心疼你的,是爱你的,都是为了你好,可怜天下父母心哪。有一个人,不管你给她的回馈是什么,无论你成功与否,她永远爱你,她的名字就叫母亲!
  现在有的年轻人对父母粗暴,辱骂,甚至动手,那是没有了人性,丧失了人伦,是作蘖,是要遭报应的!你难道就不做父母的吗?你的儿女这样对待你你愿意吗?
  第二件事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69年,我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和同班的六个同学组成一个知识青年小组,一起下放到湖北省钟祥县五龙公社联丰大队第五生产队做农民,我们武汉红旗三中(现在叫武珞路中学)那年下去了好几百个学生。那个年代南方的农村是很苦的,一年要种两季水稻,整天光着脚板风里来雨里去,我们城里的孩子又从来没有干过农活,年纪又小,我才17岁,我们小组的陶杨才15岁,吃的苦受的罪那是说不完的,父母们对自己在农村的孩子也是牵肠挂肚的。过年时我回到了武汉我那寒窑一样的破家里,将我一年拼命挣工分,年底生产队分红得到的86元血汗钱全部交给了我的母亲,儿子是要养老娘的,姐姐那时也下放到鄂城县的农村去了,母亲夏天卖冰棒,冬天要吃要活要过得去呀!母亲流着眼泪不肯要,我硬塞给她了。
  第二天中午我从同学姜燕生家里回来,到吃饭的时候,我的老母亲端上来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炖鸡汤来,满脸是从心底里涌出来的微笑,说:“看你从乡下回来人又瘦又黑的,晓得(谁知道)你吃了几多苦啊?我去买了一支鸡,杀了把毛拔干净了,煨好了,给你补一补身子,快点吃啊……”我当时一下子懵了,突然生气了,我想我们家那么穷,连每个月凭票供应的四块豆腐干子都舍不得吃,切成小块晒干了留着招待客人,怎么有钱去买鸡吃呢?尤其是买给我这个儿子吃而不是买给老母亲吃,我特别生气,放下盛满鸡汤的碗生气地大声说:“屋里(家里)穷得要死,谁叫你去买的?哪里有钱吃鸡呀?我不吃!我就是不吃!”我的老母亲根本没有想到她爱儿的一片热心却突然遭到了一盆冷水,她一下子傻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木然地望着我,嘴唇嗫嗫地蠕动了几下,却说不出任何话来,过了好几分钟,头发花白的老母亲慢慢地说:“汤快凉了,听话,你吃了吧”。我说:“不吃!”这时母亲几乎央求地又说:“儿啊,我都买了,我都煨好了,我以后再不买了,好吗?这回(次)你就吃了吧。”我倔强地高声喊:“我就是不吃!”骨瘦如柴的老人家望着长大了的竟不听她的话的儿子,突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她那么伤心地无助地一直哭着……我性格很倔强,那碗鸡汤我到底没有吃。这件事是我这一生的一个痛,我为什么当时就不能站在她的角度去想一想,或者不讲什么理由,先听话吃下去呢?我那可怜的受苦的母亲如此爱我,我竟让她受这样的委屈和气恼,我真是自责已晚,百死莫赎!一想到这件事情,我就真想到武汉我老母亲的坟墓前痛哭不止,长跪不起……
  唐代的大诗人孟郊写过一首很有名的《游子呤》,诗里是这样说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一个疼爱儿子的老母亲,给到外地去谋生的儿子缝衣服,一针一针密密地缝,深怕她的儿子在外面冻着了生病了,母亲照顾不到他了,还怕儿子好久不能回家,见不到自己的娇儿。短短三十个字的一首小诗,把母亲深沉的无私的大爱写得淋漓尽致。我记得有一首叫《母亲》的歌,大意是说当你受了委屈的时候,你第一个要倾诉的是母亲,当你事业成功的时候,你第一个要告诉的是母亲。我认为,没有母亲便没有我们,便没有我们的幸福;当我们事业成功,经济富有,家庭幸福的时候,第一个要告诉的是母亲,第一个要回报的是母亲,永远不能轻慢的是母亲。
  另外有一件事我也永远不能忘记。当年夏天,我母亲整天在外面卖冰棒,我和姐姐妹妹都在上小学或中学,家里有时没有人做饭,我母亲便在我们家隔壁的一个饭馆里随便吃一点什么,我们则都在学校里吃饭。每天中午,我母亲找一个人帮她看一会儿装冰棒的冰棒车,(那个车是我用木料做的,下面装了四个轴承),她便匆匆去饭馆吃一碗面条,有时就在小摊上用凉开水就着吃一个冷馒头。
  有一天中午,我姐姐和我到那个饭馆去吃饭,我们正吃着,看见我母亲背上背着一顶旧草帽,肩上斜挂着一个卖冰棒装钱的破布包,快步地走了进来。那时的饭馆不像现在都是两个人或四个人坐的小方桌子,而是四方形的坐八个人的八仙桌。我母亲的眼睛朝四面的桌子上扫了一遍,发现前面一张桌子上的一个饭碗里,有一些别人吃剩下的面条,她赶忙走过去端起那碗来,略一看左右,便大口大口地几下就扒到口里去了。接着,她看见有一张桌子上还有别人吃剩的一点饭菜,便过去端起碗来吃了个干干净净。用我们当地人的话来说,这就是讨饭的人没有饭吃了就到饭馆里去“舔盘子”,是一种很下作被人很瞧不起的事情。这一切,全被我姐姐和我看到了。我姐姐非常生气,她拉着我走过去,大声地对着母亲说:“你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我们屋里(家里)再穷也不能出来舔盘子啊!你跟我回去!”姐姐的呵斥犹如晴天霹雳突然在母亲的头上炸开了,她看着突然出现在面前的儿女,像一个贼被人抓住了一样,呆呆地,不知所措地望着我们,那眼神里那么无助,那么惶恐,那么冤屈,一句话也不敢说……这一辈子,我永远也忘记不了我母亲当时的眼神,我的姐姐平时对我母亲十分敬重,从不顶撞我的母亲,但我永远愧疚我的姐姐当时不应该对母亲说那些话。
  我总是在想,那个饭馆里的面条是1角钱一碗的,清汤寡水什么都没有。如果要吃饭和菜那就得花三四毛钱,我的老母亲若是吃得起一碗面条她是绝不会去“舔盘子”的,谁吃得起饭又愿意去“舔盘子”呢?她为了养活这几个张着大口的儿女,又没有钱,她只有忍辱去“舔盘子”,她把一个女人和药铺老板娘的尊严与脸面都不要了,去要儿女的生命,我们为什么要去戳伤她那破碎流血的心灵呢?!她的卑微下贱正是一个母亲人性的伟大与无私,是一个普通女人的崇高与卓越。“卑贱者”最伟大!“伟大者”最卑贱!这一辈子我永远忘不了我母亲在饭馆里的那一种眼神。
  近些年来,我在电视上经常看到母亲给儿子捐肾,让儿子做肾脏移植,挽救儿子生命的报导,但鲜有见到报导父亲给儿女捐肾的。我不否认父爱的深沉,但母爱比父爱更广阔,更无私,更细腻!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不孝敬我们的母亲,更不能轻慢了生我们养我们的母亲!
  九、我母亲的教子思想与方法
  第一、我的母亲经常对我们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她的这种育人处世的思想,是很有道理和哲理的。常言到:“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一个吃得苦中苦的人,他必然读书勤学,事业勤奋,立身勤劳,这种人才有出息,才能成就大事。孟子说的“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而那些纨绔子弟和“高衙内”们,爹妈在位时可以显赫一时,享乐数年,一旦大树倒了,他们自己没有生活和工作的能力与技能,就会像北京那些八旗子弟的儿孙余绪一样,沦为社会下层和乞丐,为人所不耻。今天北京后海边的好些“膀爷”们,哪里有一点当年公候王孙的威严和痕迹?“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宝贵而娇,自遗其咎”。
  财富与幸福的根基是什么?不是爹妈,不是家庭背景,财富的根基是创造、积累与节俭;幸福的根基是勤奋与修为。
  第二、“要好好读书,不怕身上穿得破,就怕脑壳里没有货”。我的母亲身世苦难自己没有读过书,但她要求儿女一定要刻苦读书。中国的父母都望子成龙,都希望儿女做大事成大器。我的母亲认为,有文化才能有饭吃,才能做大事情,才能做官,才能光宗耀祖。这实际上是孔子“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平民化,是中国很多老百姓的教子学习观。但是,尽管“文化大革命”中狠批孔子的这些思想,但中国三千年的历史又是重复再重复了这样的社会事实。即使是大兴“批林批孔”的毛泽东,自己也难出此例: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都是科班出身,学识渊博,朱德和邓小平还留过洋;毛泽东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他学富五车,深谙政治、哲学、军事和诗文,没有这些理论与才识,他不可能引导中国革命从艰苦卓绝中积小胜到大胜,成为开国明君。很难设想,一个不学无术的人,怎么能够成为社会主义的领袖或资本主义的统帅?
  我们姊妹几个人,从小就接受并在这种学习观念的薰陶下去读书去学习。
  第三、“跟好人,学好人,跟了猴子学爬藤”。我的母亲让我向那些品行好学习好的孩子学习,不让我与那些不好的孩子来往。XXX学习好品德好,母亲鼓励我向他学习;吴兴佳勤快能干,我母亲让我与他做朋友;我与XXX和吴兴佳最终成了情同手足的终生朋友,快六十岁了我们一直像兄弟一样来往。我们街道上有一个同学爱吹牛说大话,而且小偷小摸,我母亲不让我与他来往。我母亲没有上过学,但是她会念“三字经”,她告诉我“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反复告诫我要跟好人学好人。
  我们街坊有一户人家,孩子XX是我的同学,他的爸爸是一个杀猪的屠户,很有钱;他的妈妈是街道办事处的主任,很有权。在“文化大革命”前那个生活用品极端匮乏的年代,我们整个一条工农街,只有他们家有一台上海产的晶体管收音机,像一台9寸电视机那么大的一个大家伙,还稀奇得不得了;再就是他爸爸有一辆上海产的凤凰牌自行车,这应该就相当于今天的千万元户了,可见当时中国城市里的人有多么的穷。家里一个发财的,一个当官的,就是这儿子不太争气。XX小伙子长得很漂亮,不高不矮,就是学习不好,天天喜欢跟女孩子在一起玩,像贾宝玉一样,一个男孩还特别爱跳舞和唱歌,一身姨娘味,街坊们都叫他“绣花枕头”,意思是说好看不好用。我母亲开始时不让我与他来往。后来他的奶奶老是叫我到他们家给他补习功课,我妈妈就告诫我,给他补课可以,不准跟他一起去跳舞或唱歌。我当然严守母训,不敢有违。不过,我每次给他补课或辅导完,他奶奶对我特别好,总是要做猪油炒剩饭,或者荷包蛋下面条给我吃,有时还给我吃很好的小点心,这在当时,是只有过年才能吃到的东西。“文化大革命”中,我的这位同学在学校里就跳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中的党代表“洪常青”。
  第四、“棍棒底下出状元”“家贫出孝子,国难见忠臣”。我母亲经常对我讲这些话,这些话虽然不完全正确,但它的基本道理还是对的。
  “棍棒底下出状元”,说的是对子女要严格要求,经常“敲打”,甚至诉诸“棍棒”,这样才出得了人才和“状元”。特别是在学习上,有些人就是需要督促和压力。《菜根谭》里面说: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从烈火中煅来;思立掀天揭地的事功,须向薄冰上履过。中国女排若不是通过日本教练几年的“魔鬼训练”,如何能在袁伟民郎平那一代人连续“三连冠”?当然,也有一些孩子自学自制能力很强,并非只有“棍棒”才能出“状元”的。今天的教育是不主张“棍棒模式”了。
  “家贫出孝子,国难见忠臣”也是有道理的。父母磨难,家庭贫穷,孩子知难知苦,就知道感恩知道孝敬。国难当头,忠臣挺身而出,奸臣落荒而逃,泾渭分明。越在关键时刻,越能看出一个人的人品与作为。
  第五、“为人不要怕吃亏,吃了亏在一堆”。母亲教育我在为人处世的时候,在好处和利益上,不要太看重利益,因为谁都明白,谁都要利益,有舍才有得,不舍不得,全舍全得,取舍与得失是互因互果的。心善了,才能乐善好施;心宽了,才不会锱铢计较。现在的一条短信说“财聚人散,人聚财散”,很有道理。
  第六、“要节俭。兴家好比针挑土,败家好比浪打沙”。老母亲说,一个家庭要富有要兴旺很不容易,要一点一点地去创造去积累,犹如用缝衣服的针去挑土一样,长期的日积月累才能成为一个土堆。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很富有很有钱的家庭,你不节俭,挥霍浪费,那就会像大浪打沙一样一垮到底。一个平民妇女的话,其实是很深刻的。
  第七、我母亲经常对我说“不要在人前夸妻奖子”。当时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要这样,但现在我明白这话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在众人或客人面前老夸奖你的妻子,有一个对别人的尊重问题。你的妻子那么好,我的妻子就不好吗?而且这样也有失谦恭和礼貌。对孩子必要的鼓励是应当的,但老在人前夸耀他,虽然能增加他的自信心,有时也增长他的虚荣心,同时也有上述的问题。
  十、儿女们对母亲很孝敬
  母亲像一个领队在我们的前面率先垂范,母亲像一面旗帜在我们的前面高高飘扬,有其母当有其子,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儿女们对母亲也十分孝敬。
  我的大哥年轻时便投身革命,到内蒙古工作了。一去几十年,“文化大革命”后的九十年代他才与家人在武汉团聚。大哥虽然不是我母亲生的,但大哥大嫂对母亲很尊重,很爱戴,侄儿侄女们对奶奶很孝顺,经常看望奶奶。
  在我二哥的追悼会上,我说了如下的话:“我的哥哥(二哥)对待父母全忠全孝,鞠躬尽瘁。‘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父亲被打成“反动资本家”,关进“五不准”学习班数年,父母离异,父亲一人独身生活,穷困潦倒,病魔缠身,境况惨不忍睹。都是二哥二嫂冒着株连危险、顶着政治高压,床前屋下,端屎端尿,服侍照料,养老送终。我的母亲虽然不是他的亲生母亲,但他对母亲就像亲儿子一样,随叫随到,有求必应,拜年送节,百般孝顺。几十年来,他自己经济困难,但年年都给我的姨妈、舅妈送钱送物。”
  我的姐姐和妹妹对我的母亲是很孝顺的,尤其是我的姐姐很仁义,顾全家庭。从她们做女儿,到她们做母亲,都是听我母亲的话,按母亲的意见做事。有吃的有喝的,首先想到的是母亲。经济上也经常帮助母亲,女人心细,给老母亲织个帽子,买身衣服什么的,她们都想到了做到了。有时我母亲讲的意见与她们的看法不一致,她们也不当面顶撞母亲,即使我母亲有的事情做的不合适,她们也基本上是逆来顺受,不与母亲争吵。尤其是我的姐姐很善良,她从农村出来后到钢铁厂当工人,每月才挣28元工资,但她一月给母亲寄15元生活费,对母亲尽亲尽孝。我在农村时,姐姐工资微薄还长期给我寄衣服寄药寄书籍。
  我是在一个很传统的家庭环境和父母礼教的耳濡目染下长大的,哥哥嫂嫂姐姐妹妹都给我做出了表率。我的母亲很善良,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她很严厉,她发脾气时好些人都怕她。不知道为什么,她在人前从来不表扬我,可能是她有那种不夸妻奖子的观念吧。当亲戚们看着墙壁上贴着我的三好学生和优秀少先队员的奖状夸奖我时,如果她咪起眼睛不做声地微笑了,那就证明她对儿子满意了。相反,从小到大直到她去世,她总是不停地有时是无休止地教育我,对我处理的单位、家庭或亲戚等等各种事情进行分析、评价和批评,有时是声色俱厉的训斥甚至骂。而我从来都是看着她的眼睛听着,有时跟她轻声的说说话,但从不敢顶撞更不敢与她争吵。有时我的爱人看不下去了,就对我说,你都几十岁的人了,都当司长了,你妈训你像训小孩似的,太过分了。我说,在妈妈的眼睛里,我永远是她的儿子,我们要理解她。我认为,我的母亲受苦受难把我拉扯大了,我应该听她的话。再说,我的母亲是一个很有见识,很能干的女人,她说的话基本上是对的,我应该听。她是我的母亲呀!谁也不是圣人呀!况且,“儿不嫌母丑,狗不怨家贫”,母亲说的如果有不对的地方,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容忍呢?而我们自己不是有更多的不对的吗?
  在我们家是有一些老规矩的。凡是吃菜,一家人不管是谁,好菜要先夹给老人家吃。北京的冬天很干燥,我们家经常买一大筐苹果,每天晚上每个人吃一个苹果,我削好了皮以后,我那才走稳路的儿子一定会捧着苹果先送给他的奶奶,叫着“奶奶吃,奶奶吃”。我们湖北人爱喝“莲藕排骨汤”,家里凡是煨好了汤,我儿子一定是先端给他的奶奶。春节那几天,一家人谁也不准说什么死呀、杀呀、刀呀的不吉利的字眼。我母亲有严重的肺病,经常大口大口地吐脓痰,痰盂里老是有很多难闻的黄绿色脓痰,我爱人和儿子从来没有也不敢有半点嫌弃。
  母亲晚年经常犯病,有时还比较重。我怕老人有意外,她病重时我就睡在她的床上照料她,她去世前的几个月我都一直与她睡在一个床上。时间长了,我爱人就说,你都这么大的人了,还老跟你妈睡在一起。我说,她生我都生下来了,我睡在她脚头上怕什么呢,老人家万一夜里有个三长两短,那我们今后一辈子都对不起老娘。母亲临咽气前,把我和儿子叫到床前,对着儿子说:“奶奶这一辈子没有什么积蓄,这是奶奶这么多年存下来的480块钱,留给我的孙子吧。你要好好听你爸爸的话。”她把存折塞到孙子手上,眼里满是泪水,她哪里愿意离开她那么好的儿子和孙子呢!
  我的母亲经常对我说:“你要积德行善,多做些好事。那些过去搭救过我们的老亲老戚,那些教育帮助过你的领导和老师,你都要记住报答人家,人家敬你一尺,你要还人家一丈,做好事做坏事都会有报应的。”多少年来,我一直牢记母亲的这些教诲。
  我把我快80岁的老姨妈接到北京来住了近一年;我把汉口“姜银枝姐姐”请到北京来游玩;我把农村老家一个并不是亲戚,但文革中同情帮助过我们的一对孤寡老人,我的 “叔叔”陈敬章和“婶婶”几细枝接到北京来游玩了一周,“叔叔”前两年去世了,我那农村破屋中八十多岁孤寡的“婶婶”至今由我抚养;我把退休了的我初中时的班主任夫妇请到北京来两次,并陪他们去承德旅游;我把我学医时湖北荆州的恩师甘老师夫妇请到北京来旅游,这时他们已经七十岁了;我把原来湖北省卫生厅科教处处长,我的老领导七十多岁的老处长请到北京来游玩,并陪他去内蒙旅游;我把原来湖北省卫生厅中医处处长,我的老领导七十多岁的邓处长请到北京来游玩;我到当年我做知识青年下放的农村,湖北省钟祥县年丰五队,将四位当年的“贫下中农”请到北京来,利用黄金周的时间,每天送他们到各处去旅游,整整七天时间;……上述这些,所有的往返交通和食宿旅游费用全部由我来承担。当然,为了省钱,他们来京后都吃住在我的家里。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图回报吗?这些人都是退休了的,无权无势的,孤寡老人,农村的农民,我像个佛教徒一样,我在报恩,求得一种心灵上的慰藉,我在继承我母亲的传统,我希望我的儿子也是这样去做人。
  我的母亲永远的走了,这个社会下层历尽苦难的草根女人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她是一座巍峨的高山!是一块隽永的丰碑!是一个永远不死永远活在我心中的灵魂!世界上什么爱最伟大,最无私,最纯洁,是母爱!
  怎么样缅怀纪念我们的先辈?有的人嚎啕大哭一阵,有的人在悼词里咬文嚼字,有的人前面开完追悼会后面就进了“欢乐谷”,有的人很长时间不能从悲痛中走出来。我觉得,最好的纪念是缅怀他们的功德,继承他们的遗志和传统,完成他们的夙愿或事业。我可以告慰九泉下我多苦多难的母亲:父母创业罹百苦,子孙勤奋承家传,您的儿孙们正在您所指引的道路上奋力前行。

  写于2010年元月1日深夜